文化经济如何数字化转型

大数据将原先冰冷的文化消费数据,转变为对有温度的文化消费者兴趣、爱好乃至情感的测量。

庆元县张村乡镇府将“生态经济示范村”作为着眼点,对村落沿线的废弃香菇棚进行拆除,累计拆除清理菇棚面积约25亩,并鼓励村民们投入到中药材种植的行列中,最终与庆元县乾宁道地药材有限公司以及浙江中医药大学联合打造成了“浙西南国家稀缺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引入规模化项目,助推乡村振兴建设。

“数字技术的引入,将使文化供给成为需求前置的定量供给。大数据等技术全面应用将使文化生产高度科学化;精神产品供给将越来越趋近于物质产品供给。”王青亦说。

姜英田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大数据是基础资源,人工智能依托于大数据和云计算,推动影视文化发展走向智能化时代;区块链为基础架构和交易机制变革创造了条件,其实现离不开数据资源和计算分析。只有不断丰富数据,精确计算,提升技术成熟度,这些新兴技术才能提供更好的服务。”

因地制宜 破解乡村“美丽密码”

姜英田以网络视频中的足球节目为例,佐证了这一观点。“举例来说,在互联网上,足球爱好者的标签可能和足球有关。如世界杯、巴萨、梅西、C罗等联赛、俱乐部和球员方面的关键词,大数据技术可以通过关键词,优先提供相应联赛、球队甚至是精确到球员的内容。这样,人们可以通过提供自己感兴趣的相关信息,获取平台推送的相应内容,省去了更多搜索和查找的时间。”

庆元淤上乡青山环绕,绿水相依,气候宜人,风景秀丽,自古便有“庆元粮仓”“移民大乡”“文化高地”美誉。2019年,淤上乡乘着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的东风,大力开展“三改一拆”“无违建”创建工作,迎来了一次化茧成蝶式的重生。

拆出新空间,改出新天地。庆元县在推进存量违建销号拆除工作的同时,积极对拆后土地“化零为整”进行综合利用,抓住当前黄麻淤旧城改造、国家森林公园、高速连接线、香菇特色小镇、同心安置小区等项目建设契机,积极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狠抓工程项目范围内的违法建筑拆除,以“三改”促“一拆”,以项目助拆治,全面开展存量违建销号。

昔日,违法建筑遍地开花,在拆除中渐渐消亡;昔日,老宅区环境脏乱差,在整治中升级提档;昔日,旧厂房闲置至破败,在改造中迸发活力;昔日,城区河道公路,在拆改中催生蝶变……

贤良亲水节迎客来 庆元提供 摄

拆用惠民 共享经济“生态红利”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当代文化生产和消费?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教授王青亦认为,未来的文化生产将是个性化、定制化和智能化的。“仅大数据一项,就可以起到动态调整播出、精确制导推广、把握收视习惯、探索节目偏好、增强广告效度以及电视用户画像等关键性作用。”

完美世界CEO萧泓认为,人工智能同样改变了文化内容生产形式。他表示:“例如用人工智能的大数据功能预测用户喜好,可以帮助制定剧本修改方案、传播的途径,采购价格应该是多少,这可以极大地提高精品的产出率和影视投资的准确性。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模仿真人形象、声音,在综艺节目里代替主持人和用户互动,等等。”

而从另一层面来讲,推送和获取的精准性也像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让受众获取感兴趣的内容,也可以屏蔽其他内容,这使得受众接触范围更加狭窄,局限性较大,并不利于文化有效传播,可能导致文化企业迎合受众集中生产,甚至导致某种文化将面临消失的情况。

近日参加了“2019首都文化产业投融资峰会暨北京文化企业上市培育基地年会”,听到不少与会者关于文化经济数字化转型的观点。不由想:当前,数字技术的大发展、数字经济的整体勃兴以及文化数字化的全面展开,让文化经济数字化转型成为亟需破题的问题。转型过程的关键是什么?相关技术如何影响文化供需?通过采访相关人士,我们希望构建出一个清晰的“结构图”来。

环境改变了,村民的思想改变了,不乱搭、不乱建、不乱放,主动实行门前三包,“里子”工程也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发生可喜的变化。

比如,网络视频生产越来越大数据化,观众在观看视频过程中的暂停、快进、回放、搜索和评论都会被详细记录,以掌握并预测用户喜欢的明星、节目类型和戏剧冲突,优化节目创意和生产。“同时,将用户收视数据和用户购物数据结合成为点击流数据,开创性监测用户是如何由收看视频到形成购买行为的全过程,了解用户收视偏好和消费需求,预测并引导目标用户消费动机。”王青亦说。

绿意在蜿蜒的小道中滋长,乡风在质朴的小镇里重塑,经过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留住了乡韵,留下了乡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农耕与文明相辅相成。

庆元县屏都街道充分挖掘拆后土地资源,创建了“爱坑有里”文创街区,发展坑里坑外特色民宿,引入吴明全书法工作室、宋永进名家工作室、建盏、陶瓷、VR体验等一系列的文化产业,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来带动乡村旅游。该村集体经济收入从3000元不到上升到30多万元,农户通过房屋出租每年可增加收入5000~6000元不等,带动村民增收的同时,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实现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演变的道路。

庆元县贤良镇的生态休闲旅游品味,通过举办“邻里节”“油菜花节”“亲水节”等特色活动吸引广大游客。据不完全统计,贤良镇全年接待游客2万余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0多万元。2019年该镇举办的“亲水季”系列活动,接待游客量达到5000余人,带来旅游经济效益60余万元,让民众共享“三改一拆”工作带来的经济红利。

“随着人工智能飞速发展,机器能够模拟人的认知与功能,使批量实现对客户的个性化和智能化服务成为可能,这将改变目前文化企业挖掘受众需求的模式,生产更加符合广大受众的文化产品。”姜英田说。

庆元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土地要素是制约该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自“三改一拆”行动开展以来,庆元县以节约集约用地谋发展,全力推进“三改一拆”工作,为发展腾出用地282万㎡,通过“拆、改、建”结合,有效提升了土地使用效益,也为该县重点项目、先进产能的落地和乡村振兴建设提供了重要空间。

影响文化经济的数字化技术中心,区块链首当其冲。它将如何改变当代文化生产和消费?记者了解到,区块链技术的全程留痕、可追溯以及不可篡改等特点,将从根本上改变电视收视率、网络点击量、电影票房等造假的问题,为文化经济的生产、消费以及再生产提供可以充分信赖的科学依据。

“拆以致用,用以促改,盘活土地资源,拆出发展新空间,改出美丽新庆元。”庆元县“三改一拆”办主任叶利民表示,拆违不是目的,下一步庆元县还将以此为契机,推动“三改一拆”“无违建”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早日实现“不把违章建筑带入全面小康”的工作目标。(完)

此外,庆元县在“三改一拆”“无违建”创建工作推进的过程中,按照“宜绿则绿、宜建则建”原则,对点位整治后腾空的土地资源进行合理利用,时刻把握“变”与“不变”的尺度,注重农村文化融合和传承,通过精致打造提升村庄面貌。

从埋怨到理解,从看客到参与,从阻拦到主动,随着“三改一拆”“无违建”创建工作的推进,变化的不止有淤上乡的村容村貌,还有村民内心深处的理解与支持,更是带动了民风村风的好转。

“也可以通过新的技术产业协会,制定相关标准甚至立法,对一些细节进行规范,促进新技术对整个文化产业的正面推动作用。”萧泓说。

大数据将原先冰冷的文化消费数据,转变为对有温度的文化消费者兴趣、爱好乃至情感的测量。在王青亦眼中,大数据还将以往单一的结构化数据转变为复合的社交媒体数据、移动端数据、互联网点击数据以及线上线下购物数据的非结构性数据,将文化消费与居民其他消费有机结合起来。

因此,需要技术上不断完善,在产业层面推出多种多样的新技术应用平台,比如区块链融资平台、区块链版权技术平台等,推动新技术应用。“还需要多方协作,采取开放协作态度,加大产业合作,实现资源整合共享。”萧泓说。

“当区块链运用到不同文化场景时,将给交易各方带来几点影响:一是降低交易成本,去中介化;二是提高交易效率,实现交易结算实时化;三是实现交易流程自动化;四是去中心化存储。”北京英田影视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姜英田表示,以影视行业为例,过去,编剧、剧本、版权、投资、摄制、导演、演员、影视作品成品等各环节之间清晰度不够。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将影视融资流程变得更加合理化,融资交易提速;同时业务流程同步化,大幅节约了成本,同时也使得版权保护更有效。

改造后的乡村一景 庆元提供 摄

“当前,建立在高技术上的文化经济,可能带来文化创作标准化、虚假文化需求的制造和生产、大众文化对高雅文化的遮蔽以及对人们自由和隐私的侵犯,这些都是值得警惕的。我们应该适时地通过文化立法、政策引导和审美教育的方式使文化经济的发展多元、丰富而繁荣。”王青亦认为,未来应解决数字时代网络生产的版权争议,通过数字资产化和资产数字化,实现单点融资到全链条融资的跨越,解决小微文化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对于文化经济数字化转型供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该如何优化、延续以及改进和消除呢?

为留住老淤上原有的味道,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与“三改一拆”工作结合过程中,巧用违建拆后土地,秉承着“二改,二修,三不变”原则,即“改思想、改风貌,修古宅、修古道,泥墙不变、青砖不变、木门不变”。在此基础上,还原出了一个古色古香的“美丽乡村,田园淤上”。

进一步而言,区块链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文化生产模式和商业模式,让文化生产整合更多资源,变得更高效、更智能。例如,柬埔寨区块链行业发展协会成立的全球影视链(GFC),是一个与影视结合的区块链项目。其基于区块链数字资产基础的流通性应用链,可以整合全球资源,做到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全球影视产业链条智能合作。用户可以在全球影视链中交易存储数字资产、交易与投资,处理银行业务、进行投资、办理金融、进行影视生产交易、版权成本保护、影视合作共赢等,有效解决传统资本市场门槛高、投资风险大、大型影视公司市场资源垄断、中小型影视企业渠道少、资本匮乏、原创人员缺乏作品输出平台,导致好的内容频频流失等问题。